近代文化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新旧文化交替时，一大批坚决拥护传统文化的学者竟然大多是对西方文明有着深刻理解的海归派、或者曾经是对西方文化进行大力宣扬的人，如严复、王国维、陈寅恪、杜亚泉、吴宓、梅光迪、林琴南等人，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辜鸿铭。这个自称“冬烘先生”、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无疑是满清王朝最后一条大辫子；但他对于那个时代的留恋又绝对不是形式上的，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捍卫不只是令那些大谈废除传统的文化革命者汗颜、也令西方人倾倒，他的经学著作和哲学著作曾做为教材进入德国和英国的一流学府，外国人有一说，到了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但是，由于被当成新文化运动的靶子，不只历史对他的评价极不公允，也影响了后人对他的看法。

时下有一场所谓的“大国复兴”正在兴起，对传统文化的解读与评价正在展开，而其中攻击传统文化者发出了非常刺耳的声音。这些人对于传统文化到底知道多少、理解多少、读懂了多少，却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批评于丹的哲学家对于《论语》中的“慎终追远”的解读就令人啼笑皆非（岑可《〈论语〉论语》，《江左社会科学》2006年第四期）。笔者在阅读辜鸿铭氏的同时，愿钩勒出这位几乎被遗忘学人的粗略形象，将其做为一架天平，来掂掂这些污蔑传统者的文化斤两。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号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冬烘先生，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祖籍福建厦门，出生在马来半岛西北侧的槟榔屿。父亲是橡胶园总管，母亲是葡萄牙人。

1867年11岁时，跟随园主布朗先生到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开始接受正宗的西方教育。临行，辜父郑重交待：“辫子是祖宗的标志，可千万不能剪了。”

21岁时，通过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修辞学等科目的考试，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土木工程。22岁完成在莱比锡的学业，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文。

1880年，得到学者马建忠的开导，对于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1881年返回香港，花了约四年时间钻研中国传统文化。

1884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

1898年，英文译著《论语》出版。这年伊藤博文来华，就《论语》与之进行辨论，辜氏以孔子常言超越时空答之，伊藤大为叹服。

1900年，在《日本邮报》发表系列社论，名为《尊王篇》，为慈禧辩护，说这个老太太“不偏不倚，允执厥中。”但在1902年慈禧生日时，却大写歪诗，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1906年，英译《大学》、《中庸》，后者出版，前者因未达译者“理想之标准”，被自己烧毁。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发表文章，对辜氏的译文大加褒奖。

1911后，德译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在德国出版，并被定为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必读书目。

1915年，英文版《春秋大义》出版。这书的英文名为The Sprit of Chinese People,在大力宣扬东方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于西方文明提出了尖锐批评。

1916年，《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定名为《中国精神与战争出路》。这年，袁世凯病死。袁称帝后，辜在公开场合对于袁大骂不休，袁死时，不顾当局不准娱乐的禁令，大宴宾客，请戏班狂欢三日。

1917年应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英语文学教席。

1928年因肺炎去世。去世前，条陈其著作，委托罗振玉结集出版，名为《读易草堂文集》。勃兰特夫人闻讯感叹道：“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还没出生。”

纵观此公的文化生命，基本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以西方文明为工具和靶子。在他的传统文化观中，《易》与皇帝是两个有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后人批判辜鸿铭氏的忠于皇室，其实只是看到表象。在他的心中，皇帝与其说是皇权和时代的标志，倒不如说是中国文化的标志；表面上忠于皇帝，实际上醉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他说：“在追随传统的路上，毫无疑问，我会比追随皇帝的路走得更远。”

辜氏一些有趣的性格花边，让这个历史人物更为鲜活：

在苏格兰读书时，他的一条辫子非常引人注目。一次他在公交车上读报纸，报纸拿抒，旁边有人嘲笑他不懂装懂。他慢慢抬起头，用非常纯正的英语说道：“英文太简单了，不倒着读一点意思都没有。”

娶妻标准：小脚，柳腰，细眉，如果丈夫要讨小老婆，还会帮点聘金。赞成纳妾，有著名的“一茶壶配若干茶杯”理论。娶了一个日本女人做妾，中日海战失利，公然宣称“为中国人扬眉吐气者，惟我辜夫子而已。”喜欢青楼追欢。北洋一政客以四百大洋求其一票，先答应得好好的，到了投票当日，遍寻不得，原来已先溜到天津名妓一枝花处，倾四百大洋而买两宿之欢。

用法语写文章骂法国人，用德语写文章骂德国人，用英语骂英国人和美国人，被骂者无不口服心服。

老了自称“冬烘先生”，一条花白辫子和油光可鉴的长袍是此公的标志，而不论政界还是文化界衣冠楚楚的聚会，都以这身长袍的光临为荣。